2020年关于户籍改革的分析政策

户籍改革究竟还有哪些“拦路虎”

距国务院去年7月30日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一年多了,户籍改革还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上周一项调查显示,最大阻力在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城市病难以解决(52.7%),其次是地方政府缺乏改革魄力(36.4%),第三是相关政府部门执行力度不够(35.2%)。(11月2日《中国青年报》)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涉及数以亿计庞大人群的大迁徙,也关系到城乡两个群体的利益分配与调整,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出现一些反复,并不难理解。而在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有求稳的诉求也很正常。但如果一味得过且过、能拖就拖、被动应付,甚至无所作为,延续以往的惯性思维,显然会错失改革的最佳时期,使得问题越积越多,直至走向改革的反面。

笼统地看,目前各地户籍改革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利益调整上的缺乏创新、踟蹰不前,具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城乡一进一出的不平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畏难以及财政投入的谨慎等方面。

其一,此番户籍改革意见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普遍担心放开之后,农民蜂拥进城,城市不堪重负,而现在,则又叠加了流出地政府担心人口净流出对于地方消费的影响。双重叠加的结果,只能是各项措施难以落实,农民进城难、进城农民生存难,变得日益突出。这就使得人口的自由迁徙依然停留在纸面,成为一种悬置的权利。

而这背后,则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人口资源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一方面是管制高于服务的权力意识依然很浓厚,不愿意转变观念,真正从管制走向服务;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口管理上缺乏前瞻性,视野狭窄,没有将人口管理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统筹谋划。其实,在人口问题上,从来不存在单纯利好与负担的概念,而应该辩证地看,从发展的视野看。利好和负担,关键在于认识创新。

其二,城市化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身份转换,而在于公民能不能享受普遍的公共服务。也即,无论在乡还是进城,公民有权利享受有尊严的生活,政府也有义务提供普遍的医疗、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这是必须负担的改革成本。以往那种只拿走农民土地并将农民转为市民的做法,只是一种粗放、甚至是掠夺式的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实现权利平等,也不会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想的助力。

还有,在公共财政的投入上,地方政府有必要从以往过于看重基础建设逐步向人的建设方向转变。这其中,就包括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建设居住证制度、建设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等,这些基础的建设或许短期内很难看到成效,但其效益显然是长期的。财政应该拿出钱来,即便是不设立专门的政府基金,也应该在未来的十三五计划中有明确的体现。

说到底,人口流动会带来全方位的治理改变,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决心与执行力,取决于公共政策是不是真正从底层民众出发,取决于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契合程度。如果总是有畏难情绪,不去主动触及、推动这项改革,甚至以种种奇奇怪怪的理由搁置之,必将加剧问题,一旦出现大批游离于城乡制度体系之外的民众,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就更难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