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岁的孩子被人们抛弃时,首先应该站出来接住孩子的是地方政府,这是一个时代应该兑现的道义承诺。
■刘涛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多村民签了一份“联名信”,试图将村子里8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坤坤“驱离本村”。这则新闻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引起了联合国的特别关注,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艾滋患者的羞辱和歧视行为。
还记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里面那几个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吗?在安徽阜阳的一个乡村里,贫穷、恐惧、冷漠、无奈共同“调和”出那部纪录片的冰冷基调。而这样的场景,在8年后四川西充的另一个村子里正在上演,那种寒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少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没有从“艾滋恐惧”中走出来,原本并不可怕的艾滋还是撕破了人与人之间理应牢固的情感纽带。
面对施加在一个8岁孩子身上的“暴力羞辱”画面,这则“驱离艾滋男童”的新闻无疑解构了我们对于乡村的情感认知。乡村原本是一个讲传统、谈伦理、重感情的物理空间,那里储存着我们时代弥足珍贵的伦理仪式和宗族情感。然而,原本属于乡村的温情与伦理,最终还是抵不过艾滋病毒掀开的深深沟壑。
当人们为一个时代的麻木与冷漠唏嘘不已时,另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推至幕前。据凤凰网、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报道,“驱离艾滋男童”事件并非社会事实,而是记者精心“策划”的一场“假新闻”,其目的就是帮助村民“顺利”地送走坤坤。如果后续报道属实,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已经不再是善意的媒介公关行为,而是完全违背新闻伦理的“假新闻”。
对于事物的判断,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价值关怀维度,这既是新闻本身的深层呼唤,也是我们在回应社会正义时必须给出的伦理承诺。从事件结果来看,在媒体精心“炮制”的舆论图景中,针对坤坤的救助行为迅速铺开,政府主动出面承担了他的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然而不得不说,记者之举却有违新闻的伦理正义,通过制造“假新闻”来制造噱头,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将8岁男童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身份直接篡改为“艾滋患者”。显然,记者的行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媒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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