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对策2020年最新解读

核心内容：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下面为大家了相关内容，一起涨知识。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 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 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早在201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曾强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据联合早报文章分析，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人均GDP1万美元是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为什么那些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中国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释放经济内生活力。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欣喜的看到本届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相信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

总之，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这是 “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