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篇一：】

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通报了一起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而追责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书记黄某在听到关于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某吸毒、插手工程项目等问题的反映后，不重视、不敏感、不警觉，未及时向上级报告和采取有效措施。11月，黄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调离工作岗位。

黄某搞好人主义，爱惜“羽毛”，最终酿成恶果。事实上，这一案例只是个典型，很多党员干部违规违纪，乃至走上不归路，都与少数领导干部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有关。领导干部信奉好人哲学，对班子成员的错误，自己碍于面子不批评;对下级的问题，怕丢选票不问责，结果就会让这种错误和问题延续下去，等到养痈为患、铸成大错时，再想防微杜渐就晚了。

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从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义是不讲道德的表现，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党纪、不讲党规的体现。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领导干部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担当着管理、教育、监督的职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不仅要遵守党规党纪，还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此，才算尽到主体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

铲除好人主义，关键在于落实问责的“严”“实”精神。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要坚决落实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不论其是否调离或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应当对其严肃问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这个要求，对于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让担责尽责成为自觉，才能清除好人主义，确保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篇二：】

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广东省纪委日前已发通知，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曾几何时，党内的称呼由原来亲切的“同志”，渐渐变得充满江湖气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应该禁止党政部门人员称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见面或谈工作，满口都是“大哥、老弟”;对上级不叫领导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妈”。去年，《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文章，指出，裹挟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如今，广东省纪委以正式文件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党内称呼的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圈子文化”。这种“圈子文化”是由亲戚圈、朋友圈、老乡圈、同学圈、战友圈等组成，每个圈子都以一个或几个领导。我们注意到，在新一届中央惩治腐败行动中，打击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帮”、“四川帮”等。

一个官场中人，如果有幸进入一个圈子，他就有机会得到圈内人士的提携，就能与圈内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内人便会习惯于称呼其领导为“老大”、“老板”。落马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早年在给其儿子的家书中就写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诫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从官场“圈子文化”，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些地方，官场的上下级关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因为你是领导提拔的人，你就必须对领导感恩戴德，唯其马首是瞻。所以领导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因此，广东省纪委率先整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称呼，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同时加强组织纪律，对惯用庸俗称呼的官员给予处分。但这还只是治标之策，治本之策是治理官场“圈子文化”。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领导与下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存在，那么下属可能嘴上老实，但心里照样叫领导为“老大”。这就需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选拔机制，选拔那些有德、有才之人到领导岗位上，用人过程全程接受民众监督，通过阳光机制打破“圈子文化”，这样，“老大”等称呼就可以从官场中消失。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篇三：】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人民日报)“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