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延陵包氏家族考论

文学家族学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延陵包氏家族是在汉唐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家族，从汉代包咸到唐代的“三包”包融及包何、包佶。在以往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唐代“三包”诗歌的考辨，本文从江南的地域特色入手分析地域文化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及从他们家族身上体现的时代变化下的江南文化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文学家族 延陵包氏 汉唐时期 江南文化

舍雷尔在《德国文学史》中提到“三 E.s”模式，即传承的东西、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东西??传承、学养、生活。传承指的是民族特色、风土人情和家世家风；学养指文学传统和创作才能；生活则指身世沉浮和所见所闻。传承是一个文学作家的“根性”存在，探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时，我们不但关注一个作家本身的学养与生活，更关注作家生长的地域环境和家族环境。从一定程度上说，家族是拓宽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个途径。在对于延陵包氏的家族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内部的文化活动的演变：包融、包恺是进行经学研究的大家，包融及其二子，包何、包佶是唐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其家族体现了从经学到文学发展的时代风貌。包氏家族作为江南家族，深受江南地域文化的熏陶，以包融及其二子体现最深刻，同时在这个家族身上更体现出在时代变迁中江南文化在整个时代文化中的沉浮变化。

一、包氏家族族谱考

宋郑樵所著的《通志》卷二十七《氏族王》所记：“包氏，出自申氏，楚大夫申包胥之后，以字为氏。”①而在镇江丹阳则有“天下包氏出丹阳”的说法，并且将其最早的包氏祖先定位东汉经学大鸿包咸。阮元在清道光二十二年中为家藏本《嘉定镇江志》作《序》时曾著：“是书初刻时，不知书中载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后知包氏为丹徒旧族，宋元二《志》‘人物门俱以汉大鸿炉包咸为首，厥后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于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资桥记》，亦言丹徒包氏不坠先业……然则是书之刻于包氏，固无理当而人也安也。”②

对于包咸的具体记载可见于《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所载：“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润州县。”“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③。由上述材料可见，包咸确为延陵之人。

魏晋时期，包氏宗谱无详细记载，难以构建此时的包氏谱系。到了隋代，在《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儒林》称：“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榆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由此可见当时包恺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包恺对经学的研究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其先祖包咸和包福。

到了唐代，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包融及其二子，包何和包佶。关于包融的祖籍籍贯，向来充满了争议。主要有湖州和延陵两说。

润州延陵说：从《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九十九中的《于休烈传》所记开始，列传所载云：“休烈至性贞惑，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④在《新唐?》卷六十志第五十《艺文四》中《包融诗》下注解云：“润州延陵人”、“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⑤。到了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二中包融条目所载：“包融，延陵人。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与参军殷遥、孟浩然交厚。工为诗。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⑥同时在《嘉定镇江志》、光绪年间《丹阳县志》中亦有记载。

然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又相互矛盾，因为包融的湖州说也来自《旧唐书》。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列传第一百四十《贺知章传》中所载，包融为湖州人：“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⑦后来在《唐诗纪要》中的“贺之章”条目中沿用了这一说。

较之“延陵”与“湖州”的两种说法，在其所载的文献中，延陵一说的文献多于湖州一说，并且从所载的书目的质量和流传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延陵一说可信度明显高于湖州一说。此外，在包融儿子包佶的记载中，肯定了延陵一说的可信度。在《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七十四《刘晏传》记载：“估字幼正，润州延陵人，”“封丹阳郡公”⑧，此外，在包佶去世后，友人撰写的挽歌中所写，包融确定为延陵中人。如窦牟、窦常各自所作的《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词》，有此二证，包融的籍贯得到了确认，其为延陵人。

包融有二子，名为包何，包佶。据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包融条目内所载：“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有诗一卷，行世。夫人之于学，苦心难；既苦心，成业难；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间尤难。”⑨在二子之中包何为包佶之兄，可见于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有唐故秘书监丹阳公包氏讳佶，字幼正。烈考集贤院学士，大理司直，赠秘书监讳融，实以文藻，盛名扬于开元中。洎公与兄起居何，又世其业，竞爽于天宝之后，一动一静，必形于文辞，由是议者称为‘二包。”⑩

在上述考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氏家族从汉至唐清晰的家族谱系。

二、包氏家族文化结构的转变

在上述对于延陵包氏家族的考证中，可以看到从汉代开始到唐代，包氏家族的主旋律为经学和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有着此消彼长的趋势。前期以经学为主调，文学处于低谷，而后期则以文学为主调，经学处于低谷。

汉至隋代以经史志学为主调，主要体现为父子相传、子孙相继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包咸、包福和包恺。

包咸在汉代是当时的经学大鸿：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11}可见包咸在经学上的成就是显著的。而今包咸所做的《论语章句》已经散佚已久，我们已经很难看见其全貌。如今只有在何晏的《论语集解》中引用的条目。在《后汉书》中《包咸传》的结尾附加了包咸之子包福的记载：“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12}由此可见，包福子承父业，在经学上也有一番作为。

到了隋代的包恺及其兄包榆，两者在经史之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包恺于今也留下了一桩美谈，名为牛角挂书。《新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九《李密传》：“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13}可见当时包恺的名声不亚于自己的先祖，包咸和包福。

到了唐代，以经史之学立身的包氏，则以文学为主调，主要体现为包融、包何、包佶三父子。

《唐才子传》中，辛文房这样记载：“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芝兰继芳，重难改于父道；骚雅接响，庶不谦于祖风。”{14}从以“吴中四士”身份名躁一时的包融，到其子包何包佶，都以文学家的身份在唐代文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包佶被封为丹阳郡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祖先家风的继承和开拓。

在这样的开拓中，体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经史之学与文学的发展关系。在经学的发展中，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汉初社会的文化体系而言，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自然吸引了读书人对经学的狂热，注解经书成为一时的风尚。然而世间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由巅峰走向衰败的过程。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玄学乘此流弊而起。文学慢慢走向独立，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儒学在唐代有过短暂的复兴，但更多的是对前人思想理论的保护与延续并没有多少创新与发展。文学却慢慢发展起来，诗歌占据主导地位，科举制度与唐代的行卷之风使得社会的文学氛围愈加浓烈，导致延陵包氏家族的文化结构从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汉唐文化演变表现在学术生存向文学生存演变，导致延陵包氏家族文化载体从经学向文学迁徙。

三、包氏文学家族体现江南文化的浮沉

在延陵包氏家族内部结构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因素对其的影响，但是更应该看到地域文化对其的影响和这个家族体现出来的江南文化。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提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5}。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作品的影响。在包氏家族中，最能体现的是包融。“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16}。吴、越之士名扬上京，可以看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异于北方诗歌的艺术特点。在吴、越中，是一种灵动，一种对于生命的微妙感知。尤其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全篇对于水的描写是那样灵动、浩渺。在对于景色的描写中，创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玲珑剔透的意境。作者沉浸在对于似水年华的追忆中，体现出一种对于朦胧生命意识的清醒。古代诗歌多为“诗言志”，是作者内心情感的积蓄，更是诗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体现。如包融的《阮公啸台》，游阮公长啸处，仿佛看到曾经在世间寻找出路而不得、触壁大哭的阮公。如今却是荒草丛生，但是这样又怎样？阮籍的精神却留在人间。包融在这首诗中深深表达了?于阮籍的仰慕，阮籍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包融等吴越人士的身上，可以看到魏晋人物的风度，自适、放诞。这风度恰恰是江南之地带给他的。江南为江左名都，他们对魏晋南朝玄学的继承和发展；在道教发展史上，江左是道教茅山宗的发源地，吴越之士多受其影响，在思想上儒、道互融，于是在闲雅、玄远的处世态度中，复添一份清俊飘逸之气。这样的江南文化使得包融代表的吴、越文士能够给那时唐代诗坛带来不一样的穿堂之风。

此外，包氏家族处在江南地域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家族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发展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汉、隋及唐初都以北方文化为主导，而江南则处于低谷状态。北方文化在拥有优越性时，对于处于低谷的江南文化，尤其是带有这样文化的文士带有的是一种轻蔑。江南文士为了自己的抱负与志向，开始一段北上之旅。南方文士的北迁潮，最先开始于梁末的侯景之乱，一直到江陵陷落的那段动乱时期，一批南朝文士，如颜之推、庾信等开始陆续北上。之后随着隋朝灭掉陈国之后，“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其中大量文士就包含在内。而在以关陇士族集团为基础建立的唐朝中，北人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于大多数江南士人来说，依靠科举，凭借文学晋身，都是实现自己志向的独木桥。

从包恺开始，《隋书》中记载的江南文士数量就相对较少，再到包融的一鸣惊人，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江南文化处于沉寂状态，再到其子包佶的丹阳郡公，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在唐代文坛慢慢浮起，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展现出独特的光彩。江南文化从沉寂开始慢慢影响当时的文化环境。

四、结语

在汉唐延陵包氏家族的研究中，其家风与家脉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变迁与发展给当代如何进行家风建设提供了参考模板。在对于汉唐延陵包氏家族的研究中，笔者由于能力限制无法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及论述，希望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弥补这个遗憾。

注释：

①郑樵.通志[M].上海：中华书局，1987：462.

②史弥坚，修.卢宪，篡.嘉定镇江志[M].上海：中华书局，1990：2312.

③{11}{12}范晔.后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1965：2570，2570，2570.

④⑦{16}刘?等.旧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4407，5035，5035.

⑤⑧{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1609，4793，3677.

⑥⑨{14}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7：462，462，462.

⑩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