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绵绵唐音无绝期【优秀篇】

■清明祭?今天，我们为逝去的师者扫墓

您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读书，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

教书，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余载，培育本科生数以千计，博士生70余人，聆听其报告会者，更是不计其数。

写书，撰写了文学理论专著《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出版学术著作30部，诗词集3部，随笔集两部，主编书籍40多部，发表论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您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您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您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您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您“读书太杂、思想不纯”，您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著文，您更坚持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

因为这样的执着，那段时期，您并不好过。

“文革”之初，您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您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您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这样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您早年写给胡主佑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那些人，那些事，随岁月流逝，渐渐远去。最后的岁月里，您的话也渐渐变少，您最爱待的地方，仍是自己的书房“唐音阁”，在这里，唐诗、宋词环绕，可以和故人神交。

您学的第一首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想必，如今的您，正在烟村亭台之上，与故人看绿水滋繁花，看青山郭外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