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20年上海限购令细则

高房价之病，在于流动性泛滥和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不寻根索源，而在价格管制上调来调去，只会使价格信号进一步紊乱，社会支付更高昂的交易费用，房价变得更难以调控。靠发粮票的制度安排，从来也没有解决过粮食短缺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换病当医”，而服药者却是百姓。

价格管制的幽灵重现!

春节前后，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国30多个市县相继出台了各种大同小异的限购令。一如计划经济时期以粮票作为购买依据一样，这次的限购令，则多以是否本地户口作为购房区分标准。其中以北京最为严厉，最受质疑。

根据“国八条”出台的“京十五条”，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京籍家庭，对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京籍家庭，以及不能提供连续五年以上在京社保和纳税记录者，暂停其在京购房资格。政策意图很明显，就是彻底把外地人在京的住房投机需求挤出，只有在京长期居住的人才能购房满足自住。

高房价之病因

北京市房协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更让人心生恐惧。其称，会根据实际效果决定此项政策的持续时间，若房价没有回归合理，将有更严厉措施出台。奇也怪哉!谁有知识知道“合理的房价”是什么价呢?富人认为合理算?中产认为合理算?底层收入阶层认为合理算?还是主管的政府相关官员认为合理算?抑或在北京市工作和生活者全体表决，51%以上的举手通过认为合理算?有“合理的房价”，是否也有“合理的冰箱价”?

与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房价只是一种结果，是由供需决定。中国大中城市近年来房价飙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经济的实际需求量，而房子成为吸收货币的主要池子，过量的货币追逐少量的住房，自然引起房价的上涨;二是供应少，包括土地量、建筑面积、空置房的流转等均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而这恰恰又与中国畸形的、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息息相关。

截至去年，中国的货币超发与GDP之比预计接近2：1，是全球之最，广义货币超发已经达到43万亿元。如此天量的货币，一旦出炉，势必横冲直撞。涌向哪儿都是灾难。一般而言，吸收货币的池子有三类，一是股市;二是房市;三是艺术收藏品市场;中国的股市不争气，制度建设跟不上，“类赌场”的性质，而且容量小，一直难担吸收货币之重任;由于中国经历了两代人的美育教育断代，而艺术收藏品市场又有很高的知识进入门槛和学习成本，普通人难以进入。在中国它也还是个新兴起的市场，规模有限。而房地产本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其是一个保值增值的最好选择，货币大量涌入房市，推高房价自不足怪了。

其实，以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高端服务业的开放是吸收货币最好的方式。但几乎所有的高端服务业，民航、铁路、金融、电信、教育、医疗、卫生、出版、广播影视等，整体仍处于政府垄断之中，这些行业向民间资本的全面开放，不仅能吸纳巨量的货币，而且能理顺三产结构，为产业升级和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打开通道。但近年来，这些领域的改革一直“小心翼翼”，原地踏步。

中国的城市化，由权力主导，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向由政府控制，政府先从农民手里征用土地，强硬变成政府财产，然后再在二级市场上拍卖。而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又严重不匹配，这就导致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土地财政”的城市化扩张模式，很多地方政府依赖于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税费，现在一般估计是占到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层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五层以上。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上，一定是“不充分”的，人为制造“短缺”。因若大量供应土地，土地的拍卖价格会下来，政府的收入也会下跌。这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提供保障性住房上积极性不高。本月起，住建部将陆续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分配任务，但在当前的土地和财税体制下，实效如何，仍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