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是我国各项工作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正确理解这个大逻辑，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持续加强对*系列重要讲话、中央经济金融管理政策以及各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进行学习、思考。根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实践的学习和观察，并结合近几年对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些研究，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防止六种错误倾向，而在推进改革实践中则要注意处理好五大核心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毛*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理，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也就没有成功的经济实践，因为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领导人和仁人志士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会在不断被解决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正确的理论也不能僵化，理论只有同步发展才能保持对发展变化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引领时代发展的大理论、大逻辑。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新回答，也是对中国经济理论中一些认识误区的纠偏和澄清。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在从量变为质，即从过去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演变为如何最大限度最有质量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问题。所以，当前第一要务仍是发展，但这里的发展是更有质量、更有层次的发展，不仅指量的做大，更要讲质的提升，是质和量相统一的发展，绝不能以一个代替另一个。因此理论界少数专家学者和实践中的部分同志只唯量、不顾质，只唯速度、不顾环境与效益，或相反以质取量、轻视甚至否定发展重要性的偏向都是错误的。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发展手段是市场，目的是*，目标是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社会正义问题、极端贫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理论界存在只重视市场而轻视对市场的道德约束，轻视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分化结果，轻视运用政府、运用国有体制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必要性的问题。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回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重构中国发展优势，实现与自然、社会、世界和谐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国家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在这方面，我们理论界却存在短视、片面、封闭的倾向。比如在总结过去的发展得失时，有人把发展和环境对立起来，认为过去发展中的环境恶化是发展带来的，是片面追求GDP的结果，为了追求绿色，进而否定GDP的重要性;讲创新发展时，有人离开资本、投资及其他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去讲创新;讲对外开放时总是以“货币战争”思维，讲零和博弈;讲激励机制时，只讲如何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只讲降低成本，不讲劳动保护、共享发展。这些观点都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的发展目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激浊扬清，是对这些观点的纠偏。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点在供给侧、在结构性、在改革。因此，中国经济继续发力要围绕供给侧来进行，主要解决供给如何更好地适应需求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体制机制保障和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因而不需要把整个体制机制推倒重来或对供求关系全面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关键靠改革，改革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体制机制中阻碍市场供求关系调整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去解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扩大，也不回避，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要防止六种错误倾向

一是避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局限于我们平时理解的市场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包含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吻合，即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均衡与优化，而且更重要的方面是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面上是市场结构问题，实质是体制机制问题。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的并存，库存积压与短缺紧张的并存，重复建设与公共产品不足的并存，反映的都是体制性、机制性矛盾，都要依靠深化改革创新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还在于体制机制。

二是避免满足总量、轻视人均、轻视增长和发展潜力等国情现实。要充分认识到进一步发展、做大做强总量仍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第一要务。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全球第二，但人均排名90多位。，我国GDP为67.7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但人均GDP只有约8000美元，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的人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只有保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速，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才能逐步解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才能解决城镇化、农民工、老龄化等现实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下降，而是现实增长远远低于潜在增长，原因在于我们轻视增长的重要性。因此，不能简单把扩大经济总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

三是避免把扩大投资仅仅当作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政策而有意回避，或简单理解为短期的需求刺激、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不可持续的需求侧变量，而要客观全面认识投资在供求两端、在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在推动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是影响长期潜在增长和短期现实增长的关键变量，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最可调节的变量，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供给中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扩大投资规模，因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推动增长、推动技术进步、推动创新、推动真正的市场结构调整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四是避免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完全归于政府，也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在其中的应有作用。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避免计划经济思维，防止行政干预回归。同时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能找到政府在其中的应有定位和作用方式。当前，经济发展中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成本过高、存在短板等突出问题，本质上都与市场机制没有真正有效发挥作用有关。要通过改革，放开行业准入，鼓励竞争，政府要确保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要运用市场机制去实现企业出清、劳动力出清、产品出清，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五是避免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需求管理的简单替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或弱化需求管理。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多年来过于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供给侧的“纠偏”，但不是全盘否定需求管理，不是离开需求谈供给。这一点，可以借用权威人士的表述，我们“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事实上，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宏观经济的两个方面，需求引导供给调整，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市场机制失灵、信心不足、消费与投资都出现收缩的情况下，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就会造成市场出现总量上的内向性收缩，现实增长会与潜在增长有很大差距，价格机制会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会下降，必然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需求侧，就有必要通过加强需求管理去启动市场、增强信心、复苏经济、激活供求。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当同时关注需求管理，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根据现实经济的运行情况，使新创造的需求能够激发新供给，使新创造的供给又能够反过来提高需求潜力、激发更大的需求活力。

六是防止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新自由主义。这一点，说得很明白，“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它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还是主张中对制度变革以及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作用的重视，还是所要解决问题的中国特色，都同西方供给学派或者新自由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要深刻理解其中的差别，避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落实中走样，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五大核心关系

(一)正确处理近期稳增长与长期优结构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的重点是树信心、引预期、扩投资、稳增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国民经济管理方式。长期的重点在于促改革、转动能、增后劲、抢高点，使国民经济行稳致远。其中，扩投资、优投资是关键，是实现近期稳增长和长期优结构的关键变量，因为投资近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在平衡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同时要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目标在于完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优良政府的有机结合，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要在稳增长与调结构双重目标的追求中，为中国经济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推动综合目标的实现。

(二)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的伟大胜利，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其重大意义正如全会所指出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影响将十分深远。

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全面”的重要保证，是提升发展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的有力保障;绿色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是中国基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是*的本质要求，是*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

简单来讲，改革是手段、是方法，发展是目标、是目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要靠正确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去引导，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和财税、金融、环保、技术、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发展才能真正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同时改革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发展理念的指导，发展理念科学不科学，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成效乃至成败。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改革，符合并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契合中国发展实际，合乎中国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必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推动*越走越宽。因此，未来所有的改革，都应以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为指导，只有符合五大发展理念要求的改革措施才会有成效，才会经受住历史考验，取得成功;除此之外的改革恐怕都是折腾，都会是原地踏步甚至会带来倒退。

(三)正确处理“三去一降一补”阶段性重点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期性之间的关系，防止把“三去一降一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去一降一补”有很大的相关性，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的关系，可用长期与短期、战略与战术、目标与任务来类比。完成战术任务很重要，因为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时期一个个战术任务的完成。但如果把战术等同于战略，甚至用具体任务去代替战略目标，往往会迷失战略的方向，也不利于战术任务的完成。

“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抓住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供给侧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但它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也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和核心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推进，要反思一年来改革措施的推进与任务完成情况，深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新变化，制定系统性、针对性更强的措施和办法，使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更重要的是，要为解决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来完成更多新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五大问题的真实情况，找准五大问题产生与存在的真实原因，提出真正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过程中，要防止走偏，防止本意要解决问题，实际却制造出更大问题。

(四)正确处理国有经济成分与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关系

公有制经济成分、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一直是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宏大改革篇章的重大主题，同样也是当前和今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产权结构有天然局限性，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监督成本和经营成本高昂，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冲突，使国有企业一直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制度性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多年来的股份制改造，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国有股份一股独大、行政干预过多、公司法人治理不健全等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来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解决阻碍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把公共资源更多投向公共品生产、自然垄断、高新技术研发等有利于*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核心性、保障性领域，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互补充、各尽其责，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错位发展，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

(五)正确处理发展金融与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让金融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发力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既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现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已成各界共识，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助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下一阶段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金融要支持经济社会体制机制转换。金融是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只有如此金融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金融要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服务。其一，作为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业自身改革要与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其二，金融要为体制机制转型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体制机制的转型与进步。

另一方面，金融要围绕实体经济做文章，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要成为金融的首要任务和目标。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中，金融要与实体经济同甘苦共患难，银企联手，共度难关。要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服务，监督引导资金真正进入实体企业，而不是在金融系统空转。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改造提升传统金融业，拓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渠道，不断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破解金融资源供需错配难题。

从操作层面看，可以将以下几个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为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其一，金融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核心，制造业的强大对于提升我们的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制造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为主，要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就必须发挥金融业在支持“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金融体系高效的投融资体制，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努力实现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产融结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

其二，金融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继续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的最大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会处于这一阶段。金融要围绕这一领域，加大投入，加大创新。从我国情况来看，经过近些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在整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水平仍不高，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在水利、交通、能源、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还有很多投资需求和空间。金融要做好储蓄充分有效向投资转化的工作，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这些投资提供高效服务，努力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其三，金融要加大对“四农”特别是农民工转型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面临的不只是“三农”问题，而是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更重要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切实推动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作为金融业来讲，要坚持从城市和农村“两头发力”，一方面，做好农民工在城市“进得去、留得下、过得好”的全程金融扶持;另一方面，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及服务体系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和方式现代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丰、农民富、社会稳”。

其四，金融要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必须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创业创新的服务意识，创新产品模式，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创业创新主体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激发创业创新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其五，金融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力度。“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意义重大，影响将非常深远。同时它对打造全球新的增长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这一战略，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提升金融业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应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项目信息，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瞄准重点国家、行业、项目精准对接，精准发力，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

作者简介

徐诺金，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湖南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长期致力于我国经济金融理论和实践中一些重点、难点和紧迫性问题研究，提出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著有学术著作数十部，在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各种专业论文80余篇，完成专业研究课题10余个，撰写有关专题研究报告15份，累计学术成果超过10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