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颜氏家训》看颜之推教育观的实学特质

离乱跌宕的南北朝时期依靠个体固有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家族地位成为基本社会生存的法则，沽名钓誉的务虚之学必然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所取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标明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实学品格。《颜氏家训》提出学以修身、利行、利世的教育观，明确教育对个体发展及其家族绵延的重要功能，主张早施教、慈严结合、德艺周厚的家庭教育观，倡导勤学、 切磋、眼学等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些贵学求实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颜之推 家庭教育 实学

颜之推（公元531?约598年）出身士族家庭，生活在门阀统治转向没落、南北分裂趋于重新统一的时期，做官历经梁、北宋、北周和隋四朝，“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依靠着自己博学善辩，度过了人生中的种种危机和灾难，保全了颜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他本着儒家修身齐家的一贯训教，为昭示子孙“绍家世之业”，根据自己人生风浪中“不倒翁”的见闻经历摘 要： 离乱跌宕的南北朝时期依靠个体固有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家族地位成为基本社会生存的法则，沽名钓誉的务虚之学必然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所取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标明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实学品格。《颜氏家训》提出学以修身、利行、利世的教育观，明确教育对个体发展及其家族绵延的重要功能，主张早施教、慈严结合、德艺周厚的家庭教育观，倡导勤学、 切磋、眼学等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些贵学求实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颜之推 家庭教育 实学，借鉴了前代《诫子书》、《家戒》等写作形式，在隋朝中期刊印出版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20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被誉为“家教规范”、“处世良轨”，泽被后世，流传甚广。

一、教育功能论

学为立身之基。颜之推认为，个体发展皆由“勤学守行”而来，学习目的是识见广博、开启心扉、“增益德行”，修身利行，增加自己社会谋生的资本。

《颜氏家训》明确教育和学习对个体发展及其家族绵延的重要作用，意在戒除南北朝时期两大流俗倾向，一是家族门第决定人才之高下的陈腐观念，二是魏晋以来玄学空谈无用之流弊。对于前者，时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四伏、朝代更易难料，“鱼夺水而暴鳞”，倚仗门荫获一官半职而蒙混享乐的想法不切实际，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后者，“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造其屋，不必知楣横而?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1]。颜之推批评世家子弟的不学无术，指出读书必在“济时益物”而非沽名钓誉，“人生在世”一定要有自立生存的真本事，学之本意在修身、利行、利世，无论于己、于家还是于国，明体达用的实才远比空疏无用的虚才更有实际价值。概而言之，颜之推力除魏晋以来空谈名理、脱离实际、不涉世务的玄学清谈流弊，力主求真才、务实学的儒家本体思想的回归，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

作为南北朝时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在颜之推那里，“德艺周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即孝悌忠恕为根本、真才实学为基础，但这里的德、艺在具体内容上更生活化、日用化，实用特质更突出。

“艺”的范围相当广泛，首先是“明《五经》”。《五经》本身知识驳杂、包罗万象，隐含立身处世、立功做事的日常道理和方法，“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3]。对学习者而言，《五经》最重要，除有帮助读书写文、开阔心智眼界的功能外，还有谋求生活资本的实用功能。现代知识观认为，教育视野中的学习内容普遍具有道德、智慧、技艺、逻辑、审美等多重价值，基于书本文字的表面，我们更需要探究它所指向生活世界中事物行为的逻辑依据和方法原理，读书非无用，无用的是自己不能够知道书中意蕴丰富的道理实在，“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4]。

其次，“艺”包括士大夫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各种“杂艺”，这些技艺在现实生活中有实用价值，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等方面的功能。颜之推主张技艺只需稍通能用即可，不必专业、?精，更“不愿汝辈”以“杂艺”专家取荣宠。为什么？所谓“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在那个年代，艺人地位低下，谋生不易，且常受制于人，不能自我掌控和自主选择的人生极易丧失掉的就是自己的独立人格，以致失去了自我、自由。

再次，“艺”还指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技能，颜之推不轻视耕稼，认为士大夫子弟不能只“悉资俸禄而食”，“要当稼穑而食”，“贵谷，务本之道也”，农业是“生命之本”，无论是营家还是治民，大都要“知稼穑之艰难”，了解农业生产知识、能参加农事活动，“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5]。他批评烦琐空疏教育下的士人，“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傣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此之弊“皆优闲之过也”[6]。

仅从艺的范围看，颜之推已经超越了两汉以来儒家五经的单一框架，拓宽了学习内容，适应了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实际需求。当然，颜之推期许士大夫子弟的成才范围主要集中在“国之用材”方面，不过“人性有长短”，注重的是因材施教而不是求全责备，应该“任其不齐”，即一个人若能守一职、有益于物，便可无愧耳。倘若像“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虽洋洋洒洒却是烦琐虚饰、空无一物，倘若“以此为师，令人气塞”[7]。一个人只有学以致用、致知力行，才能真正立身处世，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学实意义就在于此。

二、家庭教育观

官学兴废无常的时代，“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主要由于大家族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和教育资源。一个有道德、有智慧、崇实学的教育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的存在，对个体的身心成长有着深刻的教育价值。本着宗族利益和自我保全的现实需要，颜之推更多地强调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赋予了特殊时代里家庭承载实德实才教育的基础地位和功能。

一个人的发展，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长辈应利用这个最好的教育时机，及早对幼儿进行教育，且越早越好。早教效果佳的理由是：

第一，儿童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可塑性很大，所?教妇初来、教子婴孩。这个时期儿童受到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一般很难改变，“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第二，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处于旺盛时期，能把学习材料牢固地记住，以至于年长时期都不会忘记。颜之推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节，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8]。因此提倡尽可能在幼年时期多背诵学习经典材料，如诗歌、散文、寓言故事等，潜移默化之中，将有助于儿童的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记忆力、理解力、思维能力及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培养，待成年后再进行理解和消化，就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谓蒙养以正、其后自正。

“慎始”固然重要，“慎终”同样重要。颜之推主张一个人倘若早年失学，晚年如有条件也当继续学习。“然人有坎?，失于盛年，尤当晚学，不可自弃”[9]。自古以来，儒家一贯强调学习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凡中智之人只要付出努力、不自暴自弃、持之以恒，在任何一个阶段接受教育和学习都不算晚，“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尤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10]。

“早教”与“晚学”蕴含了学习是一项与人终生相伴的事情，这与今天所倡的终身教育实为不谋而合。年幼“固需早教”，老年也不可“失机”。若失掉了幼年学习机会，也不必过分失望，只要珍惜时光，自己坚持学习、勤于思考、脚踏实地，还是能够有所成就的。“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11]。

（一）慈严结合

家庭教育原则与方法应当遵循爱教结合、宽猛相济、“励短引长”的原则。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颜之推是提倡棍棒教育的，为达成才目的，不论是怒责还是“鞭笞”，只要是有效的手段都可采用。虽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应当严格的观点值得肯定，但体罚实在不足取，明朝中叶的教育家王守仁认为，对待儿童用鞭打绳缚、像对待囚犯一样的教育结果，必然与施教者的善良愿望相反；古罗马帝国初年的教育家昆体良认为，体罚是残忍恐怖的行为，是对儿童人格的一种凌辱。

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接受一种非道德的行为是具有引人向善的教育行为。事实上，体罚一般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伤害，如心情沮丧消沉、心理脆弱、做事盲从、丧失自主等。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一般要注意处理好“爱”与“教”之间的关系，多强调正面教育，珍惜儿童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以说理、表扬、疏导为方法，注意激发孩子的自信心、调动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不要以管教为名任意剥夺和践踏孩子的自信心、自在心。

过于严厉的管教不足取，慈爱过度同样不足取，父母要切忌重爱轻教。在实际生活中，聪慧有才的子女往往为父母偏宠而失于严格教育，“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偏宠溺爱儿童的父母，虽本意是要厚待之，然而实际上却可能为其招来祸害，“慈母多败子”，若对幼小任其为所欲为，不加管束，待到儿童已经形成骄横散漫的习气时，却以粗暴的体罚手段治之，终不能使儿童改邪归正。

（二）重语言规范

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的不规范会构成儿童今后在语言发展与交流上的障碍，及至文字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方面的限制，这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儿童语言的获得与发展是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中，尤其在与成人语言交往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模仿在儿童语言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首先模仿的就是身旁熟悉的人的语言，而幼年时沾染上的错误语言习惯常常很难改掉。所以，父母对儿童的语言（语音，语用、语法、语义）教育应注意规范准确，“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

17世纪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有正确的判断力、行动力和语言表达力，颜之推将儿童教育由简单的识字写字拓展到语言规范运用的教育，是有见地的。他的后代子孙如颜师古遵承祖训，进一步推动了语言文字规范的研究和应用，创建并完善了隋唐时期的字样之学，使汉字的楷书系统定于一尊，影响直至于现代。

（三）守道崇德

“守道崇德”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颜之推那里，包括以孝悌为中心的人伦道德教育和节俭教育两方面。家庭里，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主要以“风化”方式进行，这是一种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家风纯正的道德场域的构建，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从而形成其德行的教育过程。“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如现代社会学习论代表班杜拉认为的，儿童道德习惯的养成主要是一种社会学习，通过模仿榜样或观察模仿而获得的。

在家中，儿童具体榜样与模仿对象是自己的父母，父母在生活中需谨慎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威而有慈，为子女的健康发展营造和谐民主、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在家外，父母应该注意周围环境的影响，“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12]。为免子弟被恶人导入歧途，父母要引导他们“与善人居”，“慕贤”而“思齐”，避免那些“道人恶语”之无德之徒，故“君子必慎交游焉”[13]。

颜之推的家世属“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但生逢兵祸连连的乱世，历经民生之苦，深知物力艰难，常常告诫家人要节俭好施，“然则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14]。他强调家族子孙躬俭节约、仗义疏财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俭以养德，以避免灾祸上身，“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15]？如何成德？其一是以道德范例学习道德知识、理解道德行为、培养道德情感，这种范例既来自所读的圣贤典籍，又可从身边“邻里”环境里寻找有善行者，所谓“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贩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2]。周边生活世界里有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任何行业都有贤达良善之人，可知可感、可亲可近，我们都应“虚怀而习之”。

其二要立志尧舜之道，将实践仁义作为自我完善的行为准则，“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4]。君子?世应“少欲知足”、强毅正直，不可寡廉鲜耻，以屈节求官、攀附权贵为荣；为人要厚道守诚、多与人方便，“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多做善事好事。不损人利己，更不可以羞辱诋毁他人为乐，谗言如“砂跞所伤，惨于矛戟”、伤在人心，自古流言可杀人，所以出口之语不可不慎。

概言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起码应该做到“谨言检迹”、慕贤修身，与人交往过程中能辨明礼俗、注意细节，待人接物乃至称呼用语合礼得体，心地宽和、诚以待人，言行举止上力求与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基本要求做到一致。

三、实学方法论：勤学、切磋和眼学

颜之推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提出了勤学、切磋、眼学三大学习主张。首先，学者自身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成绩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而不决定于教师，学有所得最有用的依靠是自己的勤勉努力。人们在才智上虽然有聪颖与迟钝的实际差别，但“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只要学者能够屡下功夫，对每一知识都能“皆欲根寻，得其根本”，最终都可达到精通和熟练程度，所谓“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他要求子孙在学习上一定要刻苦，要勤奋有毅力，说苏秦握锥刺股、文党投斧求学、孙康映雪夜读、车胤萤囊照书、儿宽带经而锄、温舒牧羊编简，都是非常勤奋刻苦的；以勤学取得成就的如梁朝时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孤家贫，无钱置办灯烛，经常买荻草折成一段一段的，夜里点燃，就亮读书。东莞郡藏逢世二十多岁想读班固著的《汉书》，苦于借来的书时间不够用，于是就到姐夫那里乞求门客给他一些纸，手抄了一本，终于以精通《汉书》闻名于世。

其次，重视切磋在学习中的作用。颜之推以《尚书》中“好问则裕”与《礼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只有在学习上虚心求教、切磋交流，方能互相启迪，增进知识与避免错误。如果一个人闭门读书，不与外界沟通，无师友合作，则会使自己闭塞思路，若常“师心自是”，不知纠己谬误，终致贻笑大方。

再次，提倡眼学，重视亲身观察获取知识。颜之推认为无论是谈说、作文，还是援引古今史实，都“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所谓“眼学”，包括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对于书本知识，必须阅读典籍、查考原文，如此方能言传、转述；对于实践经验的知识，必须经自己亲自实地勘查与穷源探本的功夫方可信实。他对当时士大夫们既不勤学典籍、又无社会实践经验，仅靠道听途说而获得的“学问”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所谓的“学问”不仅会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无多大真实性，且引导人们“贵耳贱目”，所以理应克服这种倾向。当然，颜之推并非绝对排斥“耳受”、以为一切皆需亲自观察、亲自求证，而是认为耳闻的知识也有价值，但对于“道听途说”，我们要采取存疑的审慎态度，“事实胜于雄辩”，真假是非辨明之前，不要随便转述和轻信。

总之，“学之兴废，随世轻重”。《颜氏家训》作于南北朝政权更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撞击的特殊时期，基于动荡时代教育流弊的反思与省悟，颜之推告诫子孙传家立身的关键在实有诸己的实德与实能，主张“学贵能行”的实学教育，既是对当时不学无害、空疏无用的没落腐朽现象的批驳与反省，又是对教育活动固有之工具性价值的一种强调和回归。今天看来，颜之推当年的批评指摘依然有启发和警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