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麦秸垛》中的性别意识形态

摘 要：《麦秸垛》是铁凝“三垛”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在正视女性情感欲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别意识形态的踪迹。以性别视角关照文本，在梳理作品性别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深究人物行为方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深入理解《麦秸垛》内在的寓意与价值。

关键词：《麦秸垛》 性别意识形态 生养职能 女性情感表达 女性话语权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1]由此，性别意识形态可视为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认知方式。在长期君权、父权、父权关系作用下，性别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性别意识形态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通过为男女两性设置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和规范实现其延续，这种期待与规范在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转变为对某种性别刻板印象（比如认为男性主动、坚强、勇敢、理性、粗犷等，女性被动、软弱、胆小、感性、优雅等），性别刻板印象在传播过程中，日益成为“一种幻觉，以为这就是女性和男性自然的存在方式。”[2]在此基础上，男性逐渐将女性视为被动的客体，认为女性只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存在，其生命意义在于做好“贤妻良母”的本职工作。而女性也因社会文化及自身的某些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遵循了性别意识形态对其的规制和期待，并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

在铁凝书写女性命运的众多作品中，《麦秸垛》可谓是作者第一次述说女性情感欲望的结晶。作品书写了大芝娘、沈小凤、杨青等人的情感悲剧，在对主要女性形象的刻画过程中，文本或隐或显地渗透了性别意识形态。由此，相较于其他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麦秸垛》无疑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寓意。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麦秸垛》中性别意识形态的表现，并探究深藏在表面之下的意味色彩。

一、生养职能的承袭

《麦秸垛》中，大芝娘在与丈夫离婚后的第二天追到城里，提出“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的请求；沈小凤在被陆野明抛弃后，也向陆野明提出了：“我……不能白跟你好一场。”“我想……我得跟你生个孩子”的诉求。大芝娘与沈小凤在被男性抛弃之后，并未清晰认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生命意义，更谈不上试图寻找实现生存价值的新方式。二人异口同声地要求“生一个孩子”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视为她们对母性的自觉认同和追求，亦是作者“女性不衰的母性的光芒，是神奇的，这是女性无可替代的自豪”[3]的态度使然，但笔者认为，铁凝让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大芝娘与来自城市的沈小凤同时发出“生一个孩子”的诉求，这样的情节设置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对母性的颂扬，而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试问：为什么大芝娘有没有做过媳妇、沈小凤有没有跟陆野明好过一场，都需要生一个孩子来证明？

不言而喻，自封建社会建立后，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一路承袭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礼记》中以“事宗庙”，“继后世”为目的的婚姻观念依然或隐或现地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相较于城市的进步和思想潮流的更新流动，农村地区的落后、闭塞环境成为男尊女卑性别观念的有利繁衍之地。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大芝娘在与大芝爹离婚后，提出“生一个孩子”的要求无疑是深受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和习俗风尚影响的必然结果。但铁凝不甘浅尝辄止，她让受新风尚影响的沈小凤重走大芝娘的路，可视作其对长久以来两性关系中女性身份角色的深沉质询。来自城市的、接受过教育的、本可以自主掌控自我命运的沈小凤，对自我价值的指认在苍白的爱情失落后，又回归到生养一个孩子上，这宿命般的轮回乃是作者试图表现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叙述大芝娘与沈小凤两人乞求“生一个孩子”时，都没有透视她们的内心活动，笔者以为作者此举之意味值得深究。纵观全文，作者主要采用零聚焦的叙事方式，按照叙事学的理论，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享有探知人物内心活动的特权。此处作者对大芝娘与沈小凤的内心活动避而不谈，“有助于产生悬念，增加情节的吸引力。”[4]在此，与其说是作者没有描写她们的内心活动，毋宁说是她们在发出异口同声地诉求时并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笔者认为，与其说大芝娘与沈小凤要求“生一个孩子”以及“孩子不用你管”的呼喊是她们“潜意识中对男性的彻底颠覆和弃绝，”[5]不如说是她们在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长期侵染下，将生儿育女视为天职本分，进而一股脑儿将生养子女的责任揽上肩头。铁凝无疑深谙传统两性观念对女性身份的禁锢，及女性对此种禁锢的自觉承袭，故而略去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束缚之深，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健全发展之艰难。

二、女性情感的尴尬表达

在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儒家礼教对女性的道德、行为、修养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认为女性的情感（如果女性有情感的话）不能够自由随性的表达，只能压抑在心里。如果某个女性试图表露自己的情感欲望，那么这一女性将被社会冠以“荡妇”的头衔，被其他女性视为耻辱，并遭受社会文化的谴责与批驳。因此，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及对女性违背规范之后的惩处决定了大多数女性对自我情感的约束，在欲望表达的长期受阻中，女性极有可能在心理上出现病态畸变。

在《麦秸垛》中，深受现代风尚影响的杨青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欲望有着清醒认识：“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胸中正膨胀着渴望，渴望着得到，又渴望着给予。”这是杨青对自我情感的一?宣扬，是她敢于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自我认同。铁凝将杨青对自我情感的自觉意识设置在丰收的秋季绝非随性而为，这种背景环境的安排更有效地表现了杨青情感的成熟以及杨青本人对这种情感能够得到正常释放的期望。

但在传统礼教的约束下，在确认自己爱的人是陆野明之后，杨青并未大胆主动地表露其情感。在麦收是否回城的问题上，她首先有意劝陆野明回家，当陆野明表示杨青不回去，他也不回去之后，杨青由此可能尚不能判断陆野明对她的态度，因此她表示“你怎么肯定我不回去？”不知就里的陆野明慌里慌张要去请假（回家）时，杨青又说“哪年麦收我回过家？嗯？”直到看见陆野明将电报捏成团扔在墙角，杨青的情感试探才算结束，真可谓是千回百转。在这初次的情感表达之后，杨青继续着她在传统礼教与自我情感之间的博弈：她明明很在意陆野明与沈小凤的关系，但她又不能公开对沈小凤的行为表示异议，因此，当面对沈小凤将手毫无顾忌地搭在陆野明的手上，她故作镇定，并报以宽容的微笑，可在她为自己的雍容大度感到满意的同时，还是忍不住“一出院子就乱了脚步”；当队长将她与陆野明单独分在一起浇麦子时，面对陆野明的欢喜，她却“着急起来，左找右找，总算临时抓到了花儿作伴。”无疑，在性别意识形态的长期作用下，杨青依旧恪守着女性规范，并进而在心理上发生了某种畸变。

看完电影《沂蒙颂》之后，面对沈小凤与陆野明的关系，“杨青的内心很烦乱。有时她突然觉得，那紧逼者本应是自己；有时却又觉得，她应该是个宽容者。只有宽容才是她和沈小凤的最大区别，那才是她对陆野明爱的最高形式。”两种观念相互交织纠缠，一个声音说：你应该是一个宽容者，只有这样你才显得与沈小凤不一样；另一个声音说：那个步步紧逼的人应该是你，你应该像沈小凤一样主动与陆野明亲近。不难发现，在杨青的视镜中，沈小凤成为她怨羡情结的投射对象。怨羡情结指“一种怨恨和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6]沈小凤对陆野明表露无遗的情感表白，对陆野明的步步紧逼，都是她杨青非常想要去做的，但是传统道德的规范又制约着她。这种想做而不能的现实使杨青既羡慕又怨恨沈小凤的大胆直率，最终怨恨情绪催化了其病态心理：“发生点什么才是对沈小凤最好的报复。”于是，她对其他女生使的眼色视而不见，向干部们毫不犹豫地指出“那不是沈小凤的领子吗？”在陆野明没有表情的脸上获取满足感，认为陆野明替她完成了对沈小凤的讨伐；面对收到男性伤害的沈小凤，作为同性的杨青，非但没有同情，反倒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这种病态心理绝不仅是带着极大的偶然性出现在杨青身上，而是在性别意识形态束缚下，女性情感欲望表达受阻催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一株畸形之花，这无疑是作者期望引起我们关注的。

三、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作品开篇，作者叙述了栓子大爹的故事：栓子恋着老效媳妇，将东家的麦子给了老效媳妇，被老效发现之后，在麦秸垛旁上演了一场“以身换鞋”的交易：“‘这么着，咱换吧老效说。”“把你那皮鞋给了我，我就让你一回。”“‘就在这儿，行不？你脱鞋，她这儿由我脱。老效抓住媳妇的裤腰，媳妇趔趄着歪倒在垛前。”在此，这场交易能否进行、如何进行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老效和栓子手上，作为交易对象的老效媳妇却“被绳子绑着，嘴叫毛巾堵着。”老效媳妇在身体上已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发声之道也已然被堵塞。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更谈不上对交易本身提出异议，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身体成了“她被压抑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7]

我们要追问的是，老效为什么认为他能够用媳妇的肉体换得那双皮鞋？原因在于，自古以来的两性关系中，女性被视为是男性的私有财产，是男性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而女性对此没有发表异议的权利。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老效无疑认为他拥有对媳妇的绝对权威，他不过视其媳妇为一件与其他物件没有差异的器物，而非有情感有个性有欲望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因此作为“媳妇”这一物件的主人，他自然可以用媳妇的身体换栓子的日本皮鞋。至于其媳妇是否支持这场交易，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相较于老效媳妇话语权显而易见地被遮蔽，沈小凤在与陆野明的情感角逐中的沉默则要隐晦得多。虽然沈小凤对陆野明情感表达的直白坦率甚至让杨青要报复沈小凤，但沈小凤在与陆野明的关系中并没有掌握话语权。在两人发生关系之前，是陆野明对沈小凤说：“明天晚上有电影。”在上一场电影结束之后，沈小凤与陆野明“默契”地走向麦秸垛，差点就发生关系的他们无疑都明白“有电影”意味这什么。可是在暗示希望发生关系这件事上，陆野明抛出暗示的信号就“甩下沈小凤，推门就走。”而沈小凤并没获得发言的机会，仅仅从行动上顺从着陆野明的暗示。在与陆野明发生关系之后，又是陆野明义正言辞地表示“你愿意等，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希望你和我都重新开始。”沈小凤再一次失去发言的权利。由此可见，无论是陆野明对在麦秸垛旁进行一场性事的暗示，还是对两人性事本身的看法以及对两人情感关系的最后处理上，都是陆野明说了算。沈小凤只能在陆野明的暗示之后，与他走向那硕大的麦秸垛；在陆野明表示“错了”“不爱”之后，她未能发表任何意见，只能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命运。问题不在于沈小凤是否对陆野明的暗示/“错了”有看法，而在于她的看法是否有得到表达的可能！

沈小凤的悲剧与其说是因为其盲目地将爱情交付于给陆野明，毋宁说是男权意识形态下，男性对女性的惯性态度??男性永远掌握着话语权，对女性本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致。陆野明从始至终对沈小凤都只有厌恶，但在欲望的驱使下，他却不能忘记沈小凤“雪白的脖梗……带着蛮劲的胳膊”，在对沈小凤诅咒的同时，又期望沈小凤能“缩小他与那诱惑的距离。”最终自私地占有了沈小凤，又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沈小凤痴迷于陆野明，全身心地投入到与陆野明的情感中，可陆野明只是在本能欲望的驱使下重复着男人周而复始的性游戏。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言：当她的男友正干着一些对他来说是随便玩玩的把戏的时候，而她却深陷其中，认为这就是自己生活中真正的爱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老效、大芝娘、沈小凤、杨青等人物的言行举止中都渗透着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子，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作者两性观念的保守落后。事实上，作者正是通过冷静的叙述、细腻的人物描写和巧妙的人物设置，揭示出长期男权文化在女性心理结构上的积淀，以及在此基础上，女性自我意识的被禁锢。作者旨在表明，在将男权文化视为女性悲剧根源的同时，女性自觉麻木地将自身抛入男性意识形态的圈套中，将男性为女性制定的规范奉为圭臬乃是女性周而复始地重走女性悲剧道路的关键原因。铁凝曾说：“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8]《麦秸垛》中性别意识形态的呈现正是期望女性能够直面自身境况，正视其思想意?中的陈腐性别观念，由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和女性健全人格的发展。

注释：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2]徐俊、尚文鹏译，[美] 朱丽亚?T?伍德著：《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朱育颖：《精神的家园??铁凝访谈》，见吴义勤编：《铁凝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5]闫红：《论铁凝“三垛”对五四女性文学的继承和超越》，见吴义勤编：《铁凝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6]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8]铁凝：《写在卷首》，见《玫瑰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曹燕 湖南长沙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410012）